前段时间广受好评的年代剧《人世间》开篇有这样一个镜头：主角一家五口站在车站，面临分别，其父亲即将离家奔赴重庆，参加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 

不少观众看到这幕都心怀疑问：“三线”建设是什么？ 

对于90后、00后及10后而言，它着实略显陌生。

据公开资料介绍，它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向西迁移过程。 

也有不少人认为，它是后来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先行，为西部的工业发展、崛起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如今，“西部大开发”建设已轰轰烈烈进行了20余年，“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相继开展，西部的禀赋资源得以开发利用，而未来十年的“西部大开发”探索又将路指何方？ 

近日，答案基本明朗：2月17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国家能源局四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从“水利”到“电力”再到“算力”，生产力变迁的背后是产业的升级与迭代，西部——这一面积牢牢占据全国71.4%的广阔土地，正经历着新一轮的产业变革，而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或将成为重启“陆权秩序”新时代的钥匙。 

今天，我们就从“三线”建设讲起，聊一聊西部大开发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01

先行：“三线”建设 

1966年，在黑龙江双鸭山选煤厂工作的曹继怀和107位厂内同事在工会干部的带领下，踏上了开往南方的列车，列车的终点是贵州六盘水，同他们目的地一样的火车还有很多辆。 

据资料显示，从1965年到1970年底，六盘水统配煤矿职工达到8.26万人，加上由盘江矿区施工队伍整编的基本建设工程兵四十一支队的2万人，总数超过了10万。 

10万人为何来到六盘水？ 

目的只有一个：进行“三线”建设。 

什么是“三线”？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各地区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其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沿海和边疆的省市区；二线是介于一、三线地区的省市区；三线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和陕西省的全部，山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分和豫西、鄂西、湘西、冀西、桂西北、粤北等地区，其中西南的云、贵、川三省和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被称为“大三线”。 

而“三线”建设的背景则要从1964年说起。 

1964年，中国的周边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北边中苏之间矛盾深化，苏联向中苏边界大量派兵；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采取夸大战争的步伐，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印度不断蚕食西藏领土，中印双方一直处于军事对峙状态...... 

笼罩在中国周边的战争阴云不断，严峻的安全形势让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忧虑，备战问题成为了首要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严肃地强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沿海工业这么宏大，不搬家不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中提到，8月，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提出了建议：“一切新建项目不放在第一线；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军工和机械工业，能迁移的就迁移到三线、二线，能一分为二的，就部分迁移到三线、二线；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校和科研设计机构，方能迁移的就迁移到三线、二线，不能迁移的，也应一二分为；今后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 

简而言之，就是在以四川为中心的广大西部地区建立相对于全国独立的、“小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生产体系、资源能源体系、军工制造体系、交通通讯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战略储备体系。 

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建立“战略大后方”的“三线”建设便由此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和人们的积极性之高都是空前的，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号召下，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建设者们，不讲条件、不计得失，打起背包、跋山涉水，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三线。据统计，从外地迁入三线企业的建设者（不含家属），就多达400万人。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就多达300多个，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就有49个。 

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工业体系建设，自1964年到1978年，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40%以上，

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1100 多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建起；10条8000公里的铁路干线修成：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等大动脉的建成将西南、西北地区与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面貌；30多座新兴工业城市崛起：煤都六盘水、钢城攀枝花、汽车城十堰等城市都在三线建设中拔地而起。

巴林顿·摩尔曾表示：“事实的可悲之处在于，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穷国都为现代化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的唯一正当理由在于，如果不付出这种代价，情况会更糟糕。”

“三线”建设，这是一次出于国防战略意义上的部署，但同时也为西部打下了扎实的工业基础，朝着中国东西部的均衡发展迈进了余劲悠长的一小步：

如今，白鹤滩水电站投入使用后，每年平均发电量约为624.43亿千瓦时，一天的发电量可满足5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西昌、酒泉、太原三大卫星发射基地成为了支撑中国航天发展的根本基石；攀枝花以攀钢为首，正在联动由它带动的包括成渝地区的企业，打造“攀钢航母舰队”及世界级钒钛产业基地，形成千亿级的钒钛之都。

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标本，“三线”建设已逐渐走入历史。但“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勇于创新”所代表的“三线精神”正期待着下一阶段的新生。

02

号角吹响：西部大开发20年     

在《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中，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回顾了他在西部地区生活工作的16年，1962年曾培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一家研究所工作。1965年，为响应备战备荒、建设“大三线”的号召，他所在的部门整体搬迁到西安。 

“从大上海到西部古城，我领略了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质朴厚重的民风社情、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时也感受到了西部民生多艰的一面。”那时的他常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代人能为西部做些什么？” 

90年代的西部地区正面临着发展困境：1995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全国总量的59%，远超中西部，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人民币，东西部人均GDP差距超过2倍，存在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局面。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跛脚”式现象：东部一条腿快速前进，而西部停滞不前。

西部的发展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始？

与曾培炎抱有一样志愿的人还有很多，星星点点的想法汇聚，人们开发西部、振兴西部的热情高涨起来。

“西部大开发”战略思想的正式提出是在1999年，在9月份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随后在2000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初步设想的汇报〉的通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首次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研究提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基本思路、战略任务和工作重点，标志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实施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同年10月，《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针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制定作出了指导，指出应在扩大对外对内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增加资金投入、发展科技教育和吸引人才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

相较于出于国防安全目的下产业战略转移的“三线”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西部开发更多在思考打好现代化基建、全面发展各类产业的问题。“要想富，先修路”，青藏铁路、兰渝铁路等数条高速铁路先后全线开工，在刚开发七年内，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各类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近1.5w亿元，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投资经营的企业累计近20万家，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得到快速发展。

在这20年的开发建设中，合理利用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成为了主要开发路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也因此而诞生。电力也成为滇黔桂三省的支柱产业，2003~2009年，南方电网西电东送电量创造的产值合计4.7万亿元，其中西部水电东送3802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11976万吨。

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其中除了继续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外，重点提出了：到2020年，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此时，建设产业基地，形成产业链集群成为了深入开发的方向。2009年，重庆市政府便在北京举办了一场3G产业推介会，旨在围绕重庆TD-SCDMA产业基础打造一条完善的TD产业链，构建千亿元TD产业集群。

回顾来看，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年以来，通过充分发掘和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有效依靠科技进步，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进行产业转移，西部地区稳步实现了部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资料显示，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增长，2000-2018年GDP总量由16654.62亿元增长到184302.11亿元，GDP占全国的比重由18.63%增长到20.47%。

其中，2000—2018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由3706.78亿元增长到20351.12亿元，净增16644.34亿元；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竞争力明显增强，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迅猛;2000—2018年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由6913.24亿元增长到70652.56亿元，净增63739.32亿元；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持续壮大，服务业占比进一步提升，产业升级步伐明显加快:2000—2018年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由6034.6亿元增长到89298.43亿元，占GDP总量的比重由36.23%增长至48.45%。 

“毫无疑问，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建设的带动作用是巨大的。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工程建设和城镇化与城市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陈耀曾表示，基础设施条件的变化，可以说是西部大开发最大的成就，不仅改善了西部地区人民的生存条件，也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令人遗憾的是，西部大开发20年后，东西部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1999年，东西部差距3万亿，到了2018年拉大到了29万亿，足足增长了近10倍。

这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主要有：一方面是在这20年间西部一直处于“打好基础”的“补课”阶段，起步线本身就落后一大截，另一方面是政策性引导与市场化经济选择之间的矛盾，在国际贸易以海运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趋势下，东部地区具备天然的区位优势，西部地区在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地理位置都不占据优势，发展速度追不上东部地区也并不出乎意料。

那么，如何才能让东西地区双向开放、协同并进呢？

这一渴求成为了新时代下的新命题。

而它的答案，藏在下一个西部大开发规划中。 

03

新路：西部大开发再出发

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其中就如何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重点提到了“推动具备条件的产业集群化发展，在培育新动能和传统动能改造升级上迈出更大步伐，促进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广泛应用并与之深度融合，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如何理解这句话？

“东数西算”工程便是最好的行动说明。

2022年2月17日，国家发改委等4部门复函，同意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加上2021年末批复同意的内蒙古、贵州、甘肃和宁夏4个节点，东数西算工程8大节点全数正式启动，其中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东数西算”中的“数”，指的是数据，“算”指的是算力，即对数据的处理能力。“东数西算”是通过构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一体化的新型算力网络体系，将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促进东西部协同联动。

其最早可以追溯到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上，提出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随后数年，国家连续颁布了包括《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等相关意见政策。

如果说农业依赖于水利、工业依赖于电力，那么数据经济所依赖的就是算力，数字时代正在召唤一张高效率的“算力网”。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算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成为全球战略竞争的新焦点。

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这是又一次的基建发展机遇，而这一次的新十年将从过去的产业聚集向城市聚集深入：张家口集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集群、芜湖集群、韶关集群、天府集群、重庆集群、贵安集群、和林格尔集群、庆阳集群、中卫集群。

未来十年，“东数西算”工程将承担起构建东西部同步融合的重任，重新出发。

04  

陆权翻转海权时代到来？

曾培炎在《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讲到了一个故事：记得西部大开发之初，他在北京会见香港企业家李泽楷，“我向他介绍我们正在制定“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他希望为西部大开发作些贡献，并提议由他资助，聘请国外著名专家作些研究。后来他向我们推荐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

半年之后，萨克斯提交了一份中期研究成果。结论是，世界上绝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上集中在沿海200公里范围内，这也是当今“海权”秩序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他把西部大开发称作“水往高处流”的工程，认为实施起来会很困难，如果要做，只能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开发。

后来，萨克斯又多次到中国西部地区调研，想法有所改变，特别是对打通亚欧大陆桥颇感兴趣，认为新疆到欧洲比到东部沿海近，可以向西开放。

萨克斯前后的想法恰符合“海权”与“陆权”两种不同的发展观点。所谓的“海权”是由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提出，从物质形态上来说，海权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在海洋上的综合实力，简而言之就是指的是具有港口和海军优势的国家，通过不断开拓并维护海洋上的军事、贸易通道进而实现对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和控制权，甚至殖民。

而“陆权”则是由英国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家麦金德提出，其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历史上也因此诞生了著名的麦氏三段论式：“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

可以说，西部地区的崛起意义也正在于此——掌握“陆权”。

于是，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欧班列就被纳入“一带一路”框架，自那时起，中欧班列就维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当疫情导致海运、空运受阻，中欧班列起到畅通国际运输新动脉的作用。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海关支持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5万列，运送146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22%和29%，截至2022年，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5万列。

据了解，中欧班列的运输时间为海运的三分之一，效率相对更高，并且在前段海运价格高涨的时期，中欧班列运价与海运价格基本相当。“疫情下，海运价格高，并且因为港口堵塞的缘故导致货船‘一仓难求’。对于中远程的货物运输，从成本和效率上考虑，中欧班列比空运更为适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白明此前表示，可以说中欧班列的承担性越来越强。

作为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交通运输的主要纽带，中欧班列线路越织越密、速度越来越快，步伐也越来越稳，不断释放发展潜力。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一带一路”的倡议亦赋予西部地区新的发展机遇。

如果说以往西部大开发战略主要是围绕西部自身发展环境建设完成了阶段性的开发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经济条件，那么在当下，在全面推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大背景下，西部地区的发展将从过去以内部发展环境建设为主逐渐转移到内外兼顾上来，与东部地区一同对外开放、协同共进。

当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度对接下，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繁荣局面也将在西部地区得以重现。

此外，对于中国而言，历史长流中，强汉盛唐对外输出文明的主要方式皆为陆权扩张，经略西域、丝绸之路盛极一时，而之后欧洲列国开启的“大航海”时代终结了丝绸之路上陆权时代。

作为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在当今以“海权”秩序为主导的全球竞争体系中，重启“陆权”秩序，并同时在陆权和海权两个领域赢得主动权，成为了迫切需求。

 而西部的大开发或将成为这把重启“陆权秩序”新时代的钥匙。

05 

结语

西部的历史是一部“开发史”，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如今的“一带一路”，从“三线”建设到“西电东输”、“西气东送”、“东数西算”等西部大开发工程，当年，我们不计代价、成本和经济效益，将工业文明的星星之火撒到了西部，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然形成了燎原之势。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西进”战略的步伐不会停滞，它的使命将带着它朝更远的天地行进。